清华百年校庆之际，1977级部分校友在他们捐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理念墙前合影
1979年，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72班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口号。该口号被《中国青年报》报道后，逐渐被广大青年自觉接受，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建设祖国、实现四化的行动口号，在全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今年恰逢1977级化72班的学长毕业四十周年，在此我们重新转载化72班程宜荪学长撰写的回忆文章《“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口号的由来》。该文章首发在《水木清华》2012年第04期。
——编者
在清华校庆百年之际，大家纷纷回忆往事，自然说到了当年我们班（化72班）提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条目之多，涉及内容之广使我大吃一惊：从“和谐社会从我做起”到“减肥瘦身从我做起”，应有尽有。由此看来，关于口号的起源演绎出各种版本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据说上大学时我班有同学议论我“像是从月球上来的人”，今天让我从尘封了的记忆中，挖掘出30多年前的历史， 当一回从地球深处走出来的人。
口号的提出源于一场关于国家制度、前途的讨论
说到这一口号的产生，就必须先说说我们班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讨论。1979 年国家还在“左”的阴云笼罩下，政治教育形式死板，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全校统一安排，大家必须参加。于是，会上大家要么不讲话，发言时不是发牢骚就是说套话、假话、空话。如何改变这样人人反感的例行政治学习是我们班团支部的一大难题。当年5 月在一次校团委政治学习安排的会议上（主题是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我作为化72班团支部书记发表了对政治学习的看法，提出了政治学习安排的自主权要求，即根据我们关心的社会问题自己安排学习内容与方式，校团委书记贾春旺当即表示同意。于是我们班的政治学习离开了学校的统一安排，自行组织了两个多月。
我们班团支部最初将讨论分为两个阶段：一，什么是社会主义，它是否具有优越性？二，如何看待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时的考虑首先是广开言路，说真话，不搞政治说教，让大家都参与进来。李继定同学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解放思想，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记本子指的就是这两个阶段的讨论。这样的自由式讨论自然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讨论会上常有大家抢着发言的情况，其中包括我们现行的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为什么不仅不是腐朽没落反而高速发展、高度发达等敏感话题。带着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困惑，我们请了当时的系党委书记滕藤老师就如何看待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给我们作了中心发言（在工物系馆的阶梯教室以化7党课的形式， 应该也有其他班的同学参加），还请了政治课教研组的一位老师讲了如何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两位老师实事求是，没有给社会主义贴标签、评功摆好。特别是滕藤老师的发言从认识论的角度，用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给大家的启发很大。为使大家畅所欲言，当时的校系领导、年级党支部（记得当时的书记是谢新佑老师，支委是四班的周勇和我班的彭捷）、辅导员、班主任都未参与组织与讨论。准确地说，讨论从一开始就与传统政治说教背道而驰，其内容与组织形式都没有任何上级安排的色彩。
口号是这场大讨论的结论
原定自主安排的8周政治学习过去了。在这两阶段的讨论中，我们没有像以往政治学习那样得到所要的答案，做出“社会主义就是好”的结论，却提出了很多尚无结论但非常尖锐的问题。如何将讨论引向深入使之有一个结果，是当时团支部考虑的问题。于是我们要求延长讨论3个星期，增加了讨论的第三个阶段：我们应当做些什么？由于前期的讨论激发了同学们的热情，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认识社会问题的观点得到了高度认同，很多同学逐渐从苦闷、叹息中走出，大家更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几代人的实践，国家的强盛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我们应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当时的宣委余乃洪提到，我们班团支部经研究将此精神定位为我们这场讨论的结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团支部还组织大家将这种责任感具体化，制定了若干条措施。
1979年12月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搞四化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化72班与校系领导的合影
口号的传播与推广
讨论结束后，我们向校团委、年级党支部、系学生组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了校系领导的高度评价，要求我们认真总结经验。记得当时刚到任的系党委副书记、学生组组长刘述礼与我有一次长谈（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令我尊敬的师长）。我们的谈话主要是围绕对当代青年的估计（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是自私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以及新时期团的工作应结合实际，摒弃说教，而口号本身并不是我们谈话的中心内容。客观地说，总结推广这样的经验对于改变习惯于政治说教的“ 九斤老太” 们的认识是非常有意义的。总结的第一稿是我起草的，并在校团委组织的会议上作了发言。以后我们的政治辅导员谢新佑老师根据不同的要求对总结作了很多大的改动， 并以“结合实际抓根本开展学生的政治教育”为题在校刊上发表。
这一口号在当时得以广泛传播，我认为首先是由于清华领导的高度认同。时隔二十多年，我见到了已退休的贾春旺老师，他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清华大礼堂上“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的校训被用泥巴盖住，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而这一口号与校训息息相关，不谋而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体现了“行胜于言”的清华精神，因此它得到学校的高度认同与评价是必然的。口号在社会上的广为流传则是靠媒体的宣传和官方的推动。首先是《中国青年报》1979年12月6日的报道，然后是该报和其他报刊以报道、社论各种形式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有各自的导向性和对口号的解读，其中一些带有当时的政治色彩，“左”的痕迹，这些都是我们包括校系所无法左右的。其实这个口号之所以能被一代人广泛接受并得以跨时代地传承，恰恰是因为它直面现实不空喊政治口号和来自草根的特点。
我所参加过的最高级别的会议是党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组织的青年工作座谈会。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参会之前校系领导没有过问，也没要求做任何准备，好像就是临时决定的。本以为是团中央的座谈会，到团中央集合时我才知道是去中南海。我问带队的高占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否要发言，他说是个座谈，你把情况汇报一下就行，不需要准备。当时在京的书记应该都参加了会议，我临时打了个腹稿的即席发言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很大兴趣。我个人认为，在当时中央姓“资”姓“社”的辩论中，这个口号之所以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它体现了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好建设的主张。
口号的原创者到底是谁
这一问题在当时并不是热议的话题。由于对当时简单政治宣传的反感情绪，对口号产生背景的不知情，使一些同学对此产生了不少误解，误以为它是上层指使下的产物。对此，我们没有做更多解释，尽可能低调处理。对于我们班大多数同学来说确实是“从来没有为这个口号心潮澎湃，没有觉得这个口号有多响亮伟大”，它代表的是一种态度。所以它的原创者究竟是谁的问题，当时无人深究， 现在更没有必要也很难考证。我非常同意祝京旭同学的看法：“就清华的土壤与当时的‘气候’，这个口号的提出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偶然的可能只是化72班在特殊的场合与特殊的时间，语文课的造句得了个大满贯（jack pot）。否则别的班或人也会提出类似的口号；甚至也许的确有人已经提了，只是未引起注意罢了。所以这个口号，是属于大家的； 不仅仅是化七的，也是清华的”。无论这一提法过去是否有人提及，它在当时的背景下，经过我班这样一场深刻的讨论后提出，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含义。来自我班不少同学记忆的不同版本恰恰说明了它在我班同学中的广泛基础，而不是由某一领导的指点或某人事后妙笔生花的产物。准确地说， 是邓小平使它搭载上了时代的列车，使之成为影响了一代人的口号。口号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影响力和持久性，而不在于它出自谁之口。记得在我们毕业20周年的庆祝活动上，李昆明同学说：“我们毕业的二十年就是我们实践这个口号的二十年。”我认为大家在当时、在现在对这一口号的认识可能不尽相同，但真正创造了这一口号并赋予了它生命的是一直努力实践这一精神的同学们。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77、78级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已进入了知天命之年。当我们以淡定的心态回顾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及我们毕业后走过的不同职业生涯，可以说，我们班以至于整个化7没有一人从这口号得到世俗的“好处”，实际上任何类似的想法、企图都是对口号所代表精神的亵渎。事实上，当时的团干部在紧张的学习中牺牲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参加社会活动，回复信件。我们班很多同学毕业时被分配到了待遇不高、地域偏远的核工业部门，大家靠顽强的努力充实自己的人生。我非常赞同余乃洪同学的说法，这一口号“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我们这代人当时思考的结果”。它是化72的遗产，更是化7以及清华的遗产。我们作为参与并见证了这段特殊历史的人，应当让这一具有时代特点、闪烁清华精神的遗产得以传承和发扬。
（作者程宜荪，系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撰文时任中投公司运营部总监。）
